大汉立国,全盘继承了秦的制度,自然也同样崇法治,萧何这位法家出身,政务能力一流,又出身丰沛功臣集团的老臣子当之无愧成了第一任相国。

同时,南瞻部洲久经战乱,早已民不聊生,亟待恢复生产,禁不起太多折腾,于是治国主旨便成了休养生息,无为而治。

这样的情况下,道家政治理念便最合适宜,不可避免的在朝堂做大,以张良、陈平、曹参为首,暗中还有皇后吕雉的支持,一时间和法家联手制霸朝堂,将以叔孙通、郦食其、陆贾等为首的儒家势力打压的难以出头。

哪怕为了人族大计,必须要扶持儒家,但在朝堂上,总得遵循政治规则,哪怕刘邦身为开国皇帝,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,但也不能不顾规矩,随心所欲。

因种种原因,儒家在大汉初期并不能出头,不管怎么努力,始终无法和法家、道家抗衡,儒家大兴的大计也迟迟不能实现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有心人才发现道门的谋划,原来不打算使用武力阻止儒家上位,毕竟这样就直接和人族撕破脸了,不利于在人族传道。

如今改成以政治博弈的方式进行竞争,高层都不出手,任儒、道弟子在朝堂上发挥,推行各自的政治理念,以事实说话,看儒家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。

也是因这个原因,汉皇刘邦无法不顾规矩拉偏架,否则率先犯规,给了道门把柄,到时候对方有样学样,圣人亲自下场,后果更加不堪设想。

那个时候,自己一方道理上站不住脚,被道门打击了,别人都不会同情,不能明面上说,更不可能撕破脸不让道门传教,否则如此行事,人族必会被各教派联手针对。

于是乎大汉朝堂上看不见的硝烟弥漫,道家和儒家两大政治势力反复博弈,法家稳坐钓鱼台,不管哪方胜利,都不可能摒弃他们。

前六千年,大汉因国情如此,需要休养生息,符合道门的无为而治,故而道门牢牢把持着朝堂,儒家毫无反抗之力。

但六千一过,天下安定日久,各地人口、生产恢复过去繁华,滋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,再这么无为而治下去,也开始不合时宜起来。

趁此机会,早已积蓄许久的儒家势力开始发力,趁着道门还来不及转变思想的时间,以经世致用之学很是做了些功绩,渐渐扭转颓势,在朝堂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。

不久之后,五经博士、研习《春秋》的公羊儒脉的杰出弟子胡毋生、董仲舒,在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后,联手著写了《春秋繁露》,宣扬大一统、大复仇理论,强调天人感应、君权神授,一时间为世人所重,使得朝堂上势力再次发生逆转,由此,儒家势力盖过道家。

见时机成熟,大汉朝廷正式大力发展儒学,并渐渐和法家合流,自此南瞻部洲儒法不分家,历代王朝均遵循儒皮法骨的政治制度,而其余诸子百家,则渐渐淡出大汉朝堂。

时间匆匆而逝,转眼间三万年过去,儒学在南瞻部洲已经发展的极为昌盛,各学院遍布郡县,长安城中也早已建起太学这样的最高学府。

朝堂上儒家势力更是全面称雄,连张良、曹参这样的老臣都不得不避其锋芒,一个专心修道不问政务,一个萧规曹随,转投萧何一系。

而另一尊大人物陈平,则紧靠着吕后,和吕泽一文一武,成为吕后在朝堂上的代表,仍然有着一席之地。

在这般煌煌大势之下,儒家学派繁花似锦,气运如烈火烹油一般升腾,在官方的推动下,已经全面统治南瞻部洲,结合另外四大部洲的儒家支脉,一时间兴盛无比,立教基础早已夯实。

“天道在上,今我孔丘以儒学为基,立下儒教,教化众生;以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宗旨,为三界众生开创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之三不朽之途;以仁恕之道教化众生,使其明天理,遵纲常;以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五教和祭礼为本源,祖述三皇,宪章文武;以天子为领袖,以吾孔丘为教主先师;以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、《春秋》此五经为儒藏之首,大教源流;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此四书为教化之本;以鸿蒙量天尺镇压儒教气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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