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士诚,又名张九四,兴化白驹场人,元末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。元朝末年抗元起义领袖中,有“友谅最桀,士诚最富”之说,因受不了盐警欺压,与其弟士义、士德、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,史称“十八条扁担起义”,奉为首领,袭据高邮,自称诚王,僭号大周,建元天祐。

张士诚自年轻时代起,就做当地盐场的帮闲记账一类杂差,很能损公肥私,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,顺便走私贩盐,张士诚轻财好施,很似《水浒传》中的“及时雨”宋江,颇得当地老百姓欢心。从人品上讲,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“好人”,不奸险,能容人,礼待读书人,但乱世大伪,既然他没有杀妻灭子的“气魄”,根本就熬不到“最后胜利”的那一天。

由于张氏兄弟向寿州附近诸富人家卖盐期间多受凌侮,不少大户还欠钱不给,加上盐场一个弓手丘义没事就辱骂张士诚,惹得张氏兄弟杀心顿起。恰值当时天下已乱,于是张士诚和他三个弟弟,以及一个名叫李伯升的好汉,当时一伙人一共才十八位,起事时,他们并无远大理想,只是杀人泄愤而已。就这十来号人,先冲进盐场保安室把弓手丘义乱刀剁死,然后遍灭周围诸富家,放火烧掉不少大宅院,由于当时盐场工厂生活极其艰辛,苦大仇深,见有人带头挑事,纷纷报名加入,共推张士诚为主,百多人聚集一起,一下子就“攻克”了泰州。接着,他又破兴化,占领重镇高邮,胜利如此容易,张士诚便自称“诚王”,国号“大周”,开始称王称帝。

在天下大乱的“革命”形势下,张士诚很快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、平江两个重镇。平江即苏州,粮仓,衣仓,钱仓,真正的大富之地,而后,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,湖州、杭州、诸全,绍兴、宜兴、常州、高邮、淮安、徐州、宿州、泗州以及朱皇帝的老家濠州,全部被其所占领。刘福通如此勇武之人,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,出战时被杀,如果朱元璋不来救,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。

江南群雄,分为两大派系,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军系,以及张士诚、方国珍的非红军系。红军系又分东西两派,东派名义上以“小明王”韩林儿为其主,实由刘福通掌握,郭子兴、朱元璋这一支其实就是东派红军系,在淮水流域四处闯荡。西派红军包括徐寿辉、陈友谅以及日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,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汉水流域。“红军”之间,平时互相争得你死我活。所以,张士诚打刘福通,可称是天经地义之事,而且,张士诚和元朝的关系也很好玩,起事当年他就受朝廷“招安”,还弄了个官做,但当元廷要他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红巾军时,张士诚怕吃亏,推托不去,而是径直占了高邮当起自封的王爷来。

时来运转后,他改平江为隆平郡,开弘文馆,招贤纳士,提前干起“贤德”帝王的营生。后来受苗军杨完者部的打击和朱元璋的挤兑,张士诚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的“劝告”,再次投降元朝,当起大元的“太尉”来。扯虎皮做大旗,张士诚在几年间据地两千余里,北逾江淮,西至濠泗,东达至海,南连江浙,俨然江南一国。再往后,张士诚要当真王爷,元朝不答应,张士诚就自立为“吴王”,和元朝基本闹翻,连粮食也不往大都运送了。朱元璋、张士诚二人的冲突源于本来降附于朱元璋的“黄包军”头目陈保二忽然倒戈,逮捕了朱元璋派来的将领之后向张士诚投降。

朱元璋正忙于西线作战,起先还不敢与张士诚闹翻,派人送信一封,以“隗嚣称雄”的字眼奉承张士诚,希望两家“毋生边衅”。张士诚左右有不少文人,他自己也读书,深恨朱元璋信中以“隗嚣”比拟自己,如此,朱元璋就是“汉光武”刘秀了,就因这几句话,张士诚把朱元璋的来使扣压,不肯讲和。于是,朱元璋派大将徐达进攻常州,张士诚则派弟弟张九六来援。徐达设伏,活捉了张九六,“士诚陷郡县,九六力为多,既被擒,士诚气沮。”不久,华云龙等将又在旧馆大败张士诚另外一个弟弟张士信。连败之下,张士诚与朱元璋书信,表示愿意送黄金五百两,白银三百斤以及粮食二十万石,双方讲和。朱元璋得理不饶人,复信历数其罪,要对方放人让他。结果,“和议”彻底失败。围了数日,朱元璋军队终于又夺回常州。徐达善战,又顺利攻克常熟,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张士诚二次受元朝“招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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